中超冠军俱乐部“突然死亡”调查：江苏最终没有了江苏队
江苏队的停止运营
对中超及中国职业足球造成的重创显而易见
这样的变故在国际足坛实属罕见
本刊记者/杨智杰
距离江苏足球俱乐部（以下简称“江苏队”）宣布停运过去了一个月，直到3月29日中午，杨笑天还抱着万分之一的希望，期待俱乐部被新的投资方接盘，起死回生。
此时距离转会窗口关闭不到半个月，大部分球员已经找到新东家，杨笑天不甘心转会，和原江苏队助教曹睿、球员周云等六七个人，找了块场地，坚持体能训练。一个半小时，跑步、抢圈、踢球，大家分别时约定，如果这天联赛名单还没公布，明天训练继续。
下午3点多，杨笑天回到家，冲完澡拿起手机，新闻便弹了出来——一再延期公布的三级联赛准入名单出炉，江苏队未在其中。这意味着，上届中超冠军江苏队确定无缘今年中超联赛，有27年历史的江苏队，在苏宁集团接手不足6年后，被按下暂停键。有那么几秒钟，杨笑天脑海一片空白，随后意识到，自己真的要离开了。
2021年3月2日，位于江苏南京的苏宁足球俱乐部处于停摆状态，训练基地足球场空空荡荡看不到人。图/视觉中国(13.490, 0.03, 0.22%)
国内顶级联赛中超的新晋冠军在夺冠108天后“猝死”，震惊足坛。有媒体评论，“江苏队的停止运营对中超及中国职业足球造成的重创显而易见，这样的变故在国际足坛实属罕见”。
中超冠军队停摆，让外界重新审视近些年国内职业足球俱乐部的运营困境。2018年以来，职业俱乐部开始出现“退出潮”，有媒体统计，4年里，31家俱乐部退出了职业足坛。今年的三级联赛准入名单中，除了江苏队，泰州远大、内蒙古中优、北京人和、江苏盐城和深圳壆岗等5家俱乐部也无缘联赛，老牌球队天津津门虎俱乐部（原天津泰达）一度命悬一线，在最后关头留住了中超火种。
在俱乐部停运解散背后，没有一方是赢家。“投资人是输家，球员没有拿到钱，球迷也很失望，整个职业联赛也受到了伤害。”原淄博蹴鞠足球俱乐部总经理兼主教练侯志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江苏最终没有了江苏队”
聊起突生变故的职业生涯，杨笑天坦言“他是最不想球队解散的人”。
去年5月底，杨笑天在热身赛受伤，落选新赛季一线队大名单。11月12日晚，苏州奥体中心上演中超决赛，江苏苏宁易购(6.880, 0.00, 0.00%)队以2比1战胜广州恒大淘宝队，夺得球队历史上第一个中超冠军。当球员们高举火神杯迎接历史时刻时，杨笑天正在上海康复，隔着屏幕，他和康复医生一起庆祝，又忍不住心生遗憾，“我不在场上是一件多么可惜的事情，希望新赛季能重新上场”。
春节过后，球队原计划在2月18日集合，进行新赛季前的冬训。但是直到当天，球员和教练组都没有收到归队通知。曹睿是球队的助理教练，当时，他和球员们调侃，今年可以多休息几天。等了几天还没动静，大家察觉不对劲，有人在微信群里问领队，对方让他们“等俱乐部通知”。但曹睿记得，从那之后，俱乐部再也没有通知大家训练。
一盘散沙状态下，曹睿带着六七名球员去苏宁徐庄训练基地自主训练，其他在南京的球员听闻消息也相继加入，“最多的时候，有大概30人一起训练，包括预备队的球员”。
《体坛周报》报道，2月28日上午，球员们突然收到俱乐部通知，“28日自由训练取消，而且从现在起，徐庄足球基地严禁任何人出入”。当天下午1点45分，俱乐部便发布停运公告称：“由于各种无法控制的要素叠加，江苏足球俱乐部无法有效保障继续征战中超、亚冠赛场。即日起，江苏足球俱乐部停止所属各球队的运营。”
这个结局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球队的大部分人无法相信，“我们觉得苏宁不敢这么做，一个中超冠军队几个月后解散，造成的舆论压力太大了”。
其实，苏宁无力负担足球俱乐部的消息，从去年联赛时已初露端倪。受疫情影响，去年的中超联赛取消主客场制，在大连、苏州举行赛会制比赛。一位俱乐部工作人员透露，去年，球员欠薪已成常态。中国足协规定，俱乐部累计拖欠球员工资或奖金超过三个月，该球员便可成为自由身转会。江苏足球俱乐部始终保持拖欠球员两个月工资的状态，到第三个月时发一个月工资，外援的肖像权使用费也欠了半年以上。
去年9月1日，有报道，因苏宁俱乐部欠薪，头号外援特谢拉带头罢训。次日凌晨，俱乐部发布公告澄清，传闻系谣言。但前述工作人员当时也在现场，他向《中国新闻周刊》确认，特谢拉罢训是事实。当时俱乐部欠薪许久，特谢拉当天没去训练场，主教练奥拉罗尤理解球员们的情绪，表示“尊重球员的意见”。在场球员简单地做了牵拉练习、跑了步，很快返回酒店。据报道，当天俱乐部迅速作出反应，补发薪水，平息了事态。
但是俱乐部缩减开支，已经渗透到许多角落。一些关键比赛前，职业俱乐部通常会设立奖金，鼓励球队踢出好成绩。上述工作人员介绍，从半决赛开始，球队向俱乐部申请增加奖金，没有得到回应。时任主帅奥拉罗尤曾提道，“我从未见过球员在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奖金的情况下，打入了半决赛和决赛。”
自从2018年奥拉罗尤来到江苏队，球队三年没有球员转会进来，只有自由身加盟和从广州恒大租借的球员，俱乐部多次向主教练承诺签下新球员，但从未兑现。“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团队想要获胜的方式，而是完全相反。”奥拉罗尤曾对媒体表示。
多位球队工作人员都指出，俱乐部有此变化，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苏宁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苏宁易购副总裁王哲。从2019年起，王哲担任俱乐部董事长，但大家发现，王哲并不懂足球，曾公开表达“青训必须赚钱，大量投入青训不划算，不如买人”的言论。上述工作人员提道，“王哲非常独断专行，不留余地”，“外行管内行”的情况也十分常见。他记得，有一次球队赢了比赛拿到俱乐部奖金，王哲却认为，除了球员，包括教练和其他工作人员的奖金都应该被砍掉。主教练多次找他争取，最终还是被王哲否决。去年，俱乐部甚至辞去了十多年来为球员洗衣服的两位洗衣工，两人一年的工资合计约三四十万元。后来，球员们的衣服都是由队务、司机来清洗。
不满情绪在球员中弥漫，据了解，去年球员曾集体联名给苏宁集团董事长张近东写信，表达对王哲管理的不满，但未收到任何回应。
遭遇金主冷遇的江苏队，却在上赛季中超联赛力克广州恒大，捧起中超冠军奖杯。外界普遍认为，主帅奥拉罗尤灵活的战术调整，是带领队伍走向胜利的关键。通常教练组的任务只是训练球员踢好比赛，但去年下半年，他花了更多时间与精力疏导球员，告诉他们：“我们在这踢球，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更是要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这些球迷去踢。所以我们要把这些不愉快的事情都给忘记掉。”
夺冠后，张近东在苏宁内部发布嘉奖令，对俱乐部全体成员给予通报嘉奖。此外，奥拉罗尤表示，“没有庆祝活动，没有节日，什么都没有。”俱乐部的表现，让球员和教练组很失望。
一位接近江苏队管理层的工作人员回忆，春节前夕，俱乐部高层提出，2021年俱乐部准备低成本运营，此前身价昂贵的外援合同到期后不会续约。此时江苏队夺冠班底已开始瓦解——特谢拉、米兰达、瓦卡索和桑蒂尼等几位外援散尽，四名本土球员没有续约，功勋教练奥拉罗尤也因苏宁财务问题，与球队解约，甚至主动放弃拖欠的工资和奖金。
3月21日，江苏队最后时刻谋求转让失败的消息传出。此时，江苏队已濒临解散，队长吴曦官宣加盟申花，李昂转会上海海港。今年年初已是自由身的顾超，重返浙江队。3月22日，吉翔在微博发文告别江苏队。次日，曹睿公开确认吉翔将转会山东泰山队。3月24日，有媒体爆料，周云选择直接退役。
吉翔和周云都是江苏人，从小在江苏省梯队一路踢到中超，截至俱乐部停运前，职业生涯只效力于江苏队，被球迷称作“自家的孩子”。曹睿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吉翔回绝了好几支中超球队的邀约，他和周云都不愿意走，到最后真没希望了才离开。吉翔跟山东队签完合同那天晚上，红着眼给曹睿打视频电话，从签完合同到家，他难过地哭了一路。
吉翔离队那天，一直自我安慰的杨笑天也无法回避球队要解散的事实，“我一直喊吉翔‘少林寺’，我当时对他说，‘少林寺’都要走了，那完了，这下真的没有了。”
3月29日，三级联赛准入名单公布，江苏队出局，一切尘埃落定。3月30日中午，周云在微博上正式宣布退役，在30岁的黄金年龄告别绿茵球场。他写道：“江苏不能没有江苏队，但江苏最终没有了江苏队。”
2020年11月12日，江苏苏宁易购队球迷庆祝球队夺冠。图/新华
“苏宁帝国”崩塌的一角
江苏队此前名为“江苏苏宁易购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应中性名改革的要求，2月1日，球队正式更名为“江苏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
4月5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来到江苏足球俱乐部徐庄训练基地，大门紧闭，有人专门守在门口，提醒过路行人不许拍照。俱乐部临着苏宁大道，周围分布着苏宁易购总部、苏宁大学、苏宁公寓，甚至地铁站都叫“苏宁总部站”。
江苏队停摆，是苏宁集团财务困境的缩影。去年12月4日，苏宁控股集团股东张近东、张康阳及南京润贤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将公司全部股权出质给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引发外界对苏宁财务状况的猜测。据媒体报道，当时，苏宁面对的是半年内约200亿元债券到期的短期流动性危机。
危机远不止于此。2020年三季度报数据显示，当时苏宁易购的总负债规模已达1361.40亿元，其中，流动性负债合计1099.67亿元。为缓解流动性债务，今年2月25日，走投无路的张近东及苏宁电器集团转卖苏宁易购股份，预计转让比例20%~25%。三天后，深圳国资控股的深圳国际和鲲鹏资本出资近150亿元，接下苏宁易购23%股权。
家电行业分析师刘步尘曾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苏宁易购面临今日主业亏损、债台高筑的局面，最重要的原因是前几年步子迈得太大，投资收购太多公司，“想一口气吃成胖子，建立苏宁商业帝国”。但苏宁根本就驾驭不了，且投资收购的这些企业也没能给苏宁带来利润。
足球俱乐部也是“苏宁帝国”的一部分。江苏足球俱乐部，是地产板块苏宁置业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2015年12月初，张近东在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高调宣布，苏宁要进军创业、体育和娱乐领域。12月21日，苏宁电器集团以5.23亿元的价格，全资收购原江苏国信(6.430, 0.02, 0.31%)舜天足球俱乐部，并公开表示，未来更大投入不是问题，将打造百年俱乐部。当时，张近东更是喊出“三年内问鼎中超冠军，五年内雄踞亚洲之巅”的球队目标。
张近东很快用行动兑现了自己的豪言。2016年2月，苏宁接手俱乐部不足两个月，以5000万欧元（约合3.7亿元人民币）的天价引进巴西球员特谢拉，刷新中超转会费纪录，又斥资28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2亿元）挖来巴西国脚拉米雷斯。
苏宁无疑成为当年冬季国际转会市场最风光的俱乐部。根据德国网站《转会市场》的数据，当年，中超16支球队总共投入超过3亿欧元，江苏苏宁“贡献”最大，转会费超过1亿欧元（超过7亿元人民币），其次是华夏幸福(6.190, 0.05, 0.81%)（7200万欧元）和广州恒大（5300万欧元）。除了身价超高的外援，顾超、杨家威、谢鹏飞等几名内援同样价格不菲，顾超的转会费甚至达到700万欧元（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
此外，苏宁花了8个月时间，为江苏队建设了设备齐全、具有国际标准的徐庄训练基地，在2017年投入使用。基地有两块11人制天然草坪足球场和一块7人制人工足球场地，采用了国际赛场上专用的百慕大草，安装6台鹰眼高清球机、2台扇角4K高清相机。一位原江苏队的工作人员透露，据不完全统计，5年多来，苏宁在俱乐部投入至少超过50亿元。
在苏宁接管球队初期，刘钰很开心，她和许多江苏球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世界级球员集聚江苏队，俱乐部一度差点买下皇马球员贝尔，让大家“见了世面”。但是不足两年，苏宁开始“后劲不足”。单从引援来看，苏宁冬窗转费支出在2017年降到了1292万欧元，在中超各俱乐部中排名第八位，2019年更低至234万欧元，彼时广州恒大的投入依然高达8143万欧元。
早期“金元足球”高额的投入，为江苏队停运埋下伏笔。有报道称，去年下半年，苏宁就曾跟江苏省足协表示无力负担俱乐部，无锡、苏州、南京的一些企业与苏宁接触，但都因苏宁开价过高而没有下文。2月24日，《足球报》报道称，对于出售江苏队，苏宁可能会官方宣布“0转让”，买家需要负责5亿人民币的债务，主要是上赛季的欠薪。
一面是俱乐部超高的支出，另一面是国内职业足球俱乐部普遍缺乏自身造血能力，使得投资方更容易放弃投资意愿。在中超“限薪令”之前，有媒体统计，一个中超俱乐部每年至少投入5亿元才能保级，中游俱乐部的年投入也要七八亿元，进入争冠集团的球队年投入则高至10亿元到20亿元。而业内普遍认为，一些企业投资俱乐部，更看重的是迎合地方领导人的喜好，或是谋取一些地方产业、土地政策，以平衡投入。
2月19日，苏宁春节后开工的第一天，张近东在拜年讲话中提到，“针对不在零售主赛道的，就要主动做减法、收缩战线，该关的关，该砍的砍。要把有限的资源和精力集中在确定的、看得到价值的事情上”。10天后，缺乏造血能力的足球俱乐部，成了苏宁砍下的第一刀。
就江苏队停运前后的考量，《中国新闻周刊》分别联系江苏省体育局、江苏省足协和苏宁集团，江苏省体育局以目前暂无进展为由回绝了采访，苏宁集团截至发稿尚未给出回应。
一位翻译为江苏队效力了20年，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在江苏队历史上碰到一些企业，例如迈特是一家很小的民营企业，最后无力支撑时，大家想的是怎么把球队延续下去。特别是去年疫情以来，企业碰到困难养不活球队，我们都可以理解。如果他们（苏宁）跟大家好好沟通，怎么把球队保留住，交给社会，我想所有人都会很感谢。毕竟他们也投入那么多钱，拿过中超冠军，给俱乐部作过很大的贡献。”
不过，多位球队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俱乐部宣布停止运营前后，张近东和王哲等领导从没出面和俱乐部的队员、员工进行沟通，“对大家没有任何交代”。
2020年11月12日，2020赛季中超联赛落幕，江苏苏宁易购队击败卫冕冠军广州恒大淘宝队，夺得队史首个中超冠军。图/新华
欠薪维权“死胡同”
4月2日，《中国新闻周刊》在南京奥体中心附近见到队医老潘时，他即将启程去江苏的另一家足球俱乐部工作。早在2001年，老潘便加入原江苏舜天(5.290, 0.03, 0.57%)俱乐部，工作20年间，他经历了俱乐部的几次易主，从未料想最后和江苏队不欢而散。
俱乐部停运时，承诺的2020年比赛奖金仍未发放。俱乐部跟老潘和其他工作人员谈解约经济补偿时，提出按苏宁接管俱乐部的年限，即5年来赔偿。但是江苏亿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徐旭东表示，“江苏队这个单位是一直不变的，变化的只是股东和队名，苏宁的说法是想把员工的部分工作年限给抹去”。
3月10日，老潘和原江苏队共9名工作人员，包括队医、翻译和队务等，正式委托徐旭东向南京市玄武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对俱乐部拖欠的2020年全年奖金以及相关经济补偿等提起仲裁，总金额超过300万元。
徐旭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仲裁阶段，苏宁方面至少抱着解决问题的态度处理问题。截至发稿，俱乐部已经与5名工作人员签订了和解协议，给予离职经济补偿、补发工资补偿和2021年全年的社会保险费补偿，只是尚未到支付款项期限。不过和解协议并不涉及上年度比赛奖金，而且这几位员工普遍工作年限较短，奖金不多。至于剩余工作十多年甚至二十余年的几位老员工，双方尚未达成共识。
近些年，因资方无力投资俱乐部，球员陷入讨薪难、维权难的困境屡见不鲜。4月17日，2021赛季中超联赛开赛在即，重庆两江竞技队却未按照中国足协要求于当天进驻广州赛区。《足球报》报道，队员们表示，希望进赛区前拿到去年全部欠薪，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才能安心比赛。
今年年初，社交媒体上一度出现球员“讨薪潮”。2月份起，原中甲球队内蒙古中优多名球员在微博上控诉，俱乐部拖欠8个月薪水，俱乐部高层挪用公款、携公章跑路。在今年的三级联赛准入名单中，内蒙古中优俱乐部无缘新赛季中甲。
年初，去年底刚冲甲成功的淄博蹴鞠队，十多名球员也在微博上公开讨薪。原球队队长张丰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俱乐部拖欠球员2018~2019年的薪资，总数超过1000万元。此外，俱乐部领导和体育局领导承诺的冲乙、冲甲奖金，也没有兑现，甚至他在2018年比赛骨折后手术住院的费用至今尚未报销。原球队主教练侯志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艰难的时候，球员从2019年11月到2020年8月，长达9个月没有收入。因为长期欠薪，2020年，球队租借的有中超经验的球员全部流失。有些球员无奈退役，甚至还有个别球员只能在外面开网约车和打工维持生活，还房贷。
4月下旬，侯志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淄博蹴鞠队欠薪问题有了新进展。淄博市体育局召集各方开会，淄博蹴鞠足球俱乐部新投资方四川华坤集团表示，将用淄博市政府给球队的扶持款，偿还拖欠球队的薪资。《足球报》曾报道，2021赛季淄博市相关部门承诺给俱乐部提供2000万元扶持款。“拖欠了两三年的欠款虽然迟到了很久，但对球员来说，也算可以拿回应得的收入。”侯志强表示。
去年退出的16家俱乐部中，11家是因为没有按时发放工资奖金所以无法达到准入标准，没有被足协通过进入职业联赛的请求。其中，老牌球队辽宁足球俱乐部解散，前辽足球员、教练向中国足协提交仲裁申请，足协以辽足俱乐部被取消注册资格不在受理范围为由，拒绝受理仲裁申请。
一位国内参与多年俱乐部管理工作的人士认为，目前不管是中国足协，还是职业联盟，更多维护的是俱乐部的利益，真正为球员发声的很少。球员没有工会，大联盟里也没有球员和教练的发言权，当出现欠薪时，球员很难维权。
按照规定，一般的竞技体育纠纷多在体育组织的系统内部解决。国内职业足球球员、教练员与职业足球俱乐部之间因履行工作合同发生的纠纷，由中国足球协会仲裁委员会裁决。但在徐旭东看来，这其中存在明显漏洞。现行的足协仲裁，作为单项运动的纠纷解决机构，缺乏上位法授权，权威明显不够，且裁判结果并无强制力保障。足协仲裁结果，尤其是占其受理争议一半的讨薪仲裁，很多时候执行都面临巨大困难，那些非民事诉讼执行手段的警告、罚款、甚至取消注册资格的行业处罚，对于决意退出足球运动的俱乐部来说，毫无威慑力。徐旭东坦言，“可以这么说，缺乏执行力的足协仲裁裁决，连法律白条都算不上，只能算是白纸一张。”
“与工作人员不同，江苏足球俱乐部的球员特别是外籍球员天价欠薪，如果足协仲裁无所作为，且目前南京市的劳动仲裁和法院犹犹豫豫不表态是否受理，欠薪维权是否会陷入死胡同尚无法预测。”徐旭东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体育法》和《劳动法》对于调解球员欠薪纠纷，至今在立法和执法两个层面尚未厘清争议受理范围，目前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缺乏保障的150个孩子
随着俱乐部停运，江苏青训梯队也随之解散。卢程是原江苏队梯队管理部主任，2013年他来到原国信舜天俱乐部，参与青训梯队工作。卢程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苏宁时代，江苏队组建了6个梯队，从U15到U20，每个梯队25人左右，共150名球员。
目前，梯队全部解散，所有学生去俱乐部开具自由身证明，寻找新的出路。截至发稿，江苏梯队的一些主力球员已确定效力的球队。2001年龄段的马辅渔加盟沧州雄狮，齐雨熙选择黑龙江FC，郑雪健、谢志伟、邹利、黄子豪等多位梯队球员集体加入南京城市。
“他们是江苏足球的后备力量，这一断档，我个人觉得，5~10年江苏足球可能都缓不过来。”卢程说。和卢程的采访约在南京奥体中心，以前梯队每天下午在奥体中心的两块球场训练。4月3日下午，两块球场大门紧锁，还有一块“苏宁青训”的牌子放置在球场角落。
在距离南京奥体中心不远的南京雨花中学操场上，每天下午三四点，八九名南京籍U15、16梯队的球员，跟雨花中学校园足球的球员一起训练两个小时。他们统一穿着原苏宁梯队深蓝色的球衣，外面套着荧光蓝的背心，在人群中能一眼辨别。有五六位家长等在操场外面，透过栏杆看着他们。
王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天训练的两个小时是他一天中最开心的时候。他是原苏宁U16梯队的球员，司职后卫。2月20日原计划开学，前一天教练在家长微信群临时通知，假期延长，等俱乐部通知。直到4月初，他再也没有回到学校上课。以前上课时，他6点半起床，现在睡到8点半。上午上1对1网课，下午到雨花中学训练两个小时，晚上在家玩游戏，整个节奏远不如在学校。班里的一些外地孩子早早开了自由身证明，去上海、浙江、深圳等地试训。过去一个月，王博哪儿也没去，在家等待江苏队的最后消息。
3月22日，家长接到通知，U15、U16将组成江苏省队，备战全运会，省里让孩子们在次日到江宁足球训练基地报到。一些回了老家或者去外地试训的孩子都赶了回来，王博记得，那次陆陆续续来了40多个队员，在基地试训了3天。但是，没过多久，省里通知组建江苏省队的计划停止。
最后的希望破灭了。王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和其他两个队员将去浙江一家俱乐部梯队试训。他看上去压力不大，即使试训失败，上海一家俱乐部早已给他抛了橄榄枝，他还有继续踢球的选择。但是并非所有孩子都如此幸运。卢程介绍，青训队伍的培养与一线队不同，25个人中，实际成材率不高，最终能踢职业足球的人非常少，一个年龄段可能只出四五个好苗子，这是职业足球的规律，更多的孩子会因为资质平庸遭到淘汰。
一定程度上，原有的青训体系能为他们的未来提供一条出路——即使踢不了职业足球，在高中毕业时能考高校特长生上大学。如今这条路也被掐断了。
一位U15的家长张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江苏队停运后，孩子曾主动提出去其他队伍试训，被他一口回绝。张喆依然记得，3年前，经过3轮选拔，孩子从几十个球员中脱颖而出被选到U15梯队，“那时有多骄傲，现在就有多后悔”。孩子喜欢足球，很大程度上是受自己的影响，“现在俱乐部停运，对孩子打击也很大”。
梯队解散后，上学是摆在孩子面前更现实的问题。国信舜天俱乐部时期，江苏省国信集团、意大利帕尔玛足球俱乐部、江苏省体育局和南京外国语学校合作，形成独特的青训模式——南外负责提供教育，帕尔马足校提供外教，俱乐部是运营方，体育局做好政策指导，此模式延续至今。
原来梯队的孩子都在南京外国语学校河西分校读书，这是一所私立学校，每学期学费是1.5万元，不包括食宿。如今没有俱乐部的支持，张喆和几位家长明确表示没有能力担负学费。在紧缺的教育资源下，家长又难以把孩子的学籍转到公立学校。今年U15的孩子都在读初三，两个月后就是中考。张喆现在每天在家给孩子补课，对孩子未来充满迷茫。
“你要问这些孩子现在想不想踢球，肯定个个都想踢。但是我们作为家长，不可能再让他冒险。我们孩子已经浪费了三年的上学时间，不能再浪费了。”张喆说。在他们看来，现在国内俱乐部发展青训，一点保障都没有，俱乐部一旦停运，只能由孩子和家长承担全部后果。
卢程接触过许多家长，他们愿意把孩子送到职业俱乐部，普遍都经过复杂的心理斗争，需要很大勇气——父母投入很多精力和财力，追随孩子到各地比赛，同时也要认真呵护和培养孩子成为职业球员、为家乡球队踢球的梦想。
在卢程看来，江苏队停运，对足球未来发展的负面影响更为深远，“苏宁作为冠军球队都这样，其他俱乐部会不会都这么效仿？想玩就玩，不玩拉倒。以后还有谁敢把自己的孩子往足球方面培养”？
足球与城市的双输
3月23日，原定这天公布的三级联赛准入名单再度延期，有江苏球迷在南京新街口附近的一个户外大屏幕，投放“江苏不能没有江苏队”的口号。随后，扬州、常州、苏州、无锡、徐州、泰州等城市接力，相继在一些市中心屏幕上打出同样的标语，表达球迷心声。
江苏队确定退出联赛后，刘钰联系了不少球迷，众筹在《扬子晚报》和《体坛周报》买下版面，致敬退役的“江苏孩子”周云。深蓝色的版面正中心，周云亲吻着中超冠军奖杯，下面附上“一人一城一队”的标语。在《体坛周报》上，刘钰和朋友还制作了另一张海报，密密麻麻写满了1994年江苏队职业化以来，历任主教练、球员以及重要的工作人员的名字。
刘钰曾认真考证球队的历史，27年来，球队从无到有，状态起起伏伏，最终成功冲超、夺得足协杯冠军，又捧起中超冠军奖杯，为江苏足球夺得一颗星。作为球迷，她见证了本土球队的低谷与荣耀，希望以这样的方式，感谢每一个人为江苏队作出的贡献，带给球迷的记忆。
江苏队停摆，揭开了国内职业足球更深层次的困境——代表一个地方精神和文化的球队命运，却被一家企业左右。这并非个例。2020年，因注资公司宏运集团已经无意再投入，拥有67年历史的老牌球队辽宁足球队，在中国足坛消失，辽足球迷失去精神寄托。今年入围中超命悬一线的天津津门虎，一直被天津人看作是“天津足球的首席形象代言人”，一位天津球迷曾在《体坛周报》写道，“对于泰达，天津球迷真笑过、真哭过，他是属于一座城市永恒的温暖记忆，属于几代球迷难以忘却的记忆。”
一支球队对地方及其本土球迷意味着什么？“足球就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可以增加整个城市的凝聚力，从而推动城市发展”，侯志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职业球队能够有效提升城市的活力和知名度，同样会培养大量的球迷，形成球迷文化，也能促进经济发展。
侯志强曾经效力过山东鲁能等多家球队，从球员、青训教练、中超助理教练到技术部主任，积累了球队运营管理经验。2017年底他决定“创业”，到淄博蹴鞠队担任主教练和总经理。三年多的时间，他在打造足球与城市粘性方面进行了许多尝试。
疫情暴发前，每年国内联赛结束后，侯志强便和同事去欧洲一些国家看球赛，学习各地成熟的球队运营方式。在淄博蹴鞠队，侯志强和同事也尝试在球场开餐饮店，效果意外地好，直到比赛开始，买热狗的队伍还在排队。为了吸引更多人，他们举办许多球迷活动，比如主场进一个球，抽一名球迷领取签名球衣或者周边产品。球员进球后，在球场播放十几秒的音乐，带动大家的情绪。“第一年比赛时场地只有二三百人，到2020年我们的上座率在中乙球队中遥遥领先第二名，场均近7000人，最多的时候是16100人”。
去年，因投资人的财务问题，淄博蹴鞠队交由淄博体育局托管，比赛全程零奖金，在侯志强的带领下，球队冲甲成功。比赛结束那天，侯志强畅想，球迷憋了一年多，今年如果中甲开放主场比赛，场均上座率肯定超过2万人。但是幻想最终破灭。今年2月底，四川华昆与原投资方达成协议，成为俱乐部新投资方，对球队进行托管。在此之前，侯志强突然被免去总经理及主教练职务。3月22日，14名有合同在身的球员也被俱乐部“抛弃”，相关工作人员在电话里跟队员说，“今年中甲联赛不给你报名了，你自己找队伍吧”。随后，新投资方组建新球队，在四川训练。
侯志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前他们在淄博积累3年的球迷基础和文化，向球迷传递的荣辱与共球队精神，也将会因此消失。新投资商帮助俱乐部活了下来，却丢失了更多无形的资产，对球迷、球员和城市，可能都是一种伤害。
为了防止江苏队、辽宁队的悲剧重演，最近一年，中国足协积极推进足球俱乐部股权结构多元化改革。但是《体坛周报》副总编辑马德兴认为，只是股权结构改革，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他认为，国内把俱乐部跟俱乐部公司两个概念混为一谈，导致了现在很尴尬的一个境地。中国的职业俱乐部是直接建立在“企业或公司”基础之上，而欧美的职业俱乐部首先是建立在“社区”基础之上，再建立公司去参加职业联赛。两种完全不同的过程、性质，决定了中外俱乐部截然不同的命运。在他看来，更合理的方式是，地方的俱乐部应该是向民政部门注册的社团性质机构，下面可以再成立公司，把商务开发承包给这家公司。如果哪天经营不善，破产的是公司，俱乐部的主体永远都在。
而对江苏队来说，苏宁俱乐部宣布“不玩了”，整个江苏足球都被打回原点。4月12日，冬季转会窗口的最后一天，杨笑天压哨完成注册，正式加盟广州城。他自称很少把悲伤和痛苦挂在脸上，但离开南京去广州前，他没控制住，在机场哭了出来。这天晚上，他发了一条朋友圈：“8年时间……200多场比赛，我毫无保留为这支球队拼尽了全部。我不是一位生于此的江苏人，但是我同样渴望被你们称作一句‘江苏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