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扫码支配的中老年人，没有“不会”的权利？|观潮
这是一个万物皆可数字化的时代，衣、食、住、行被有条不紊地安排到一部智能手机中，解锁屏幕即点亮生活。
不过，便利和高效并不属于所有人，对不少中老年人而言，智能手机及与之相关的一切都意味着“麻烦”，而不能解决“麻烦”又会衍生出新的麻烦。
不会在网上购票，只好去火车站的窗口现场排队；没用过打车软件，急着出门时根本拦不到车；对手机支付无所适从，不得不面临难以找零的尴尬……
再加上无处不在的防疫健康码、通信大数据行程卡、健康申明填报……疫情仿佛一柄凸透镜，不仅将这些窘境无限放大，也让“无健康码遭遇拒载”、“不扫码不能进站乘车”等遭遇成为焦点，寸步难行的背后是一颗颗被灼痛的心。
一位老人乘公交车时因没有手机，无法扫健康码，被司机停车拒载。图/央视财经
二十多年前，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就在其所著的《数字化生存》一书中提到，尽管许多人担心信息技术会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使社会阵营日益分裂为信息富裕者和信息匮乏者、富人和穷人，乃至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但真正的鸿沟横亘于两代人之间。“当孩子们霸占了全球信息资源，并且发现只有成年人需要见习执照时，我们必须在前所未有的地方，找到新的希望和尊严。”
如今，预言成真。数字化高速列车疾驰而过，载满欢声笑语，奔向崭新的未来。但还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尽全力追赶，却唯有一脸落寞地望着车尾渐行渐远。
在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看来，人类的每一代都会比上一代更加数字化，也就是说，他们曾经是我们，我们终将成为他们。
在不知不觉间掉队
老家进出小区不再要求出示健康码后，池枝松了一口气，因为“终于不用担心我妈又找不到健康码了”。
健康码开始全面推进时，池枝已经返回了工作所在的城市，她只能自己先操作一遍，再对着手机在电话里一步一步地教妈妈如何申领。“五分钟就能搞定的事情，用了半个多小时。”
这只是开始，怎样调出健康码才是更大的难题，池枝不止一次接到妈妈急吼吼打来的求助电话，或者是在小区入口，或者是在超市门前，主题只有一个——“健康码丢了”。后来，她给妈妈发去了一张手绘的流程图。“我妈就是记不住位置在哪，这样看起来可能更加直观一些。”
池枝给妈妈绘制的流程图。图/受访者
记不住的还有应雪的爸爸，即使应雪为他设置的手机锁屏密码是“000000”，“第二天他就不记得了”。应雪告诉新浪科技，和自己在忘记密码时会凭猜测输入不同，爸爸不敢尝试，原因特别简单，“怕把手机弄坏了”。应雪反复解释过，手机没那么容易坏掉，实在不行可以重启，但作用不大。“我爸直接说，重启你确定能恢复吗，如果不能而且你又不在家，那我怎么办？他对‘坏了’的定义比较宽泛，他不能解决的统称为‘坏了’，所以他用智能手机都是小心翼翼的，问我问得最多的就是：‘这个能按吗？’”
不仅是智能手机，在各类数码产品的使用上同样如此。周理的妈妈是国家科研机构研究员，用他的话说是“40多年的理工女”，但对数码产品几乎一窍不通，家里配备的“苹果全家桶”基本闲置，微信使用水平停留在语音电话和视频通话阶段，从来不发朋友圈，也不刷朋友圈。
疫情期间，周理的妈妈就职的研究所要求通过Zoom App进行视频会议，周理目睹了妈妈用iPad不关摄像头、不关话筒也不开声音的“神奇操作”。“她还吐槽我买的iPad坏了，不好用。”
“也许对老年人而言，再简单的用户界面都不够简单，恨不得每一步都加上提示引导才行。”龚宁感慨，在爸爸学会网上购物后，她突然产生了一种类似于父母刚看到婴儿开口说话的心情。在她眼中，当了一辈子兵的爸爸从小到大都特别优秀，退休之后却像变了一个人，对智能手机操作不熟悉，也不愿意学习，即使自己主动教都会被对方拒绝。“教起来并不顺利，学得非常慢，真的是经过刻苦练习和不懈努力才学会发红包、发朋友圈。”
龚宁认为，不想学和学得慢之间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循环问题，背后存在一个因素——心理落差。“估计我爸是觉得自己落后于时代了，相对来说，智能手机这些东西太新了，他缺少自信、既没有那么大的学习动力，也不好意思总是问我，他们这个年代可能很多人都这样。”
“我不想让孩子教”
在学习用智能手机这件事上，今年刚60岁的赵莉已经数不清女儿冲自己发了多少回脾气。“每次到最后她都气得够呛。”
其实大部分是极其简单的问题，比如淘宝商品的分享。赵莉曾经想让女儿帮忙购买一件冲锋衣，但她发现，链接发不出去了。分享——复制链接——到微信里长按——点击粘贴——发送，这是女儿休假回家时手把手教过的链条，可赵莉刚执行到第二步就卡住了，“找不到，记不住”。
赵莉和女儿有关“淘宝商品分享”的微信对话截图。图/受访者
赵莉给女儿打了一个电话，最终在远程指导下成功发送链接，就是用时比较久——二十多分钟。听着电话另一端的声音越来越大，赵莉知道女儿失去了耐心。“她后来都是用吼的，我并不想耽误她的时间，她在那边生气，我也跟着着急。”
和赵莉面对淘宝的手足无措一样，井苏的妈妈不会查找商品，不会下单，唯一顺利完成的动作是“点进去”。于是，井苏成了一台“淘宝使用说明复读机”。“我比较暴躁，我妈问的多了就容易发火，她确实一点都不懂，道理我都明白，下一次还是忍不住和她吵架。”
62岁的王江雁准备开始学习使用淘宝和支付宝。“不会网上购物真的不方便，还得让孩子去买。”她将付款视为智能手机使用中最难的功能之一。有一次，她买了8.4元的西瓜，用微信付款时不小心多打了一个小数点，花出去84元，发现后又跑回去找老板退款。还有一次是买烧鸡，“不知道到底怎么搞的”，出现了少付款的情况，进了家门才意识到金额不对。乌龙的次数多了，她决定每天用一次微信支付，终于慢慢熟练了起来。
“太难学了。”卡住是常有的事，每到这时，超市就成了王江雁最好的训练场。她会在排队结账时观察前面的人怎么付款，也会向售货员请教扫码的过程。“我不想让孩子教。”王江雁希望妹妹能够教她，不仅因为是同龄人，更关键的在于“短时间内我还是学不会，得让时间充裕的人来”。
被难倒的不只是学的人，还有负责教的人。古芊的外公今年八十多岁，由于耳朵听力不好，无法打电话，微信升级为可选择的交流途径。“光是怎么进入微信就教了好半天，我妈缺乏耐心，我也崩溃了，最后只有我老公还在努力，然而成效甚微。”古芊介绍，外公是医生出身，通晓英语，年轻时还自学了日语。“我外公算是比较好学的人了，但学习使用智能手机对他这个年纪的人来说，还是太难了。”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下文简称《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9.40亿，其中50岁及以上网民群体占比由2020年3月的16.9%提升至22.8%。互联网正在进一步向中高龄人群渗透，但他们之中，依然有相当一部分人，被这个日益数字化、智能化的世界抛在了身后。
图/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一个结果，两种心态
“他们不是被数字化抛下，是不愿意相信与自己多年来固有认知相悖的一切。”谈及爸妈对智能手机的抵触，金锡语气里透着无奈。
《报告》显示，当前我国非网民规模为4.63亿，使用技能缺乏、文化程度限制和设备不足是他们不上网的主要原因。
图/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这三条里，我爸妈只符合第一条，但最核心的问题绝对不是这个。”尽管从事互联网相关工作，金锡每年春节假期加班都必须开手机热点为电脑连网，因为家里没有WiFi。“我爸说他和我妈根本不用什么数码产品，WiFi只是摆设，相当于浪费钱。”
在金锡的叙述中，困扰他的除了WiFi的缺席，更多的是爸妈对于新事物的拒绝：在家时手机一定关闭流量，根本联系不到人；不会使用手机银行，每次回家都要塞给他一大叠现金；妈妈对在淘宝购物一知半解，他想教却得不到回应，只有在买错时会接到妈妈打来的电话，要求他跟店家协商退货……“我和他们讲了很多遍，不会我可以教，可我爸妈坚称他们不需要，也不想学。”
吴敏的爸妈则刚好相反，除了在视频平台下载美剧学英语、带吴敏的爸爸一起看直播，吴敏的妈妈还摸索着在支付宝上给她购买了保险。她为爸妈开放积极的态度感到骄傲，也乐于解答他们在使用智能手机方面的提问。“很多中老年人的症结在于自以为是、固步自封，所以会比较排斥这些东西，我很庆幸我爸妈没有。”
不过，还有一些人，他们与金锡的爸妈走向了几无二致的结果，出发点和所持心态却截然不同。
比如歌手李健，他不仅没有微信，在《中国好声音》后台和李荣浩互留手机号码时，掏出的还是一部诺基亚老式全键盘手机。很多朋友抱怨李健不用微信、电话打不通、只能发短信，他在一次演讲中解释，手机给他带来了更多的干扰，所以这的确是有意而为之。在他看来，对做音乐、搞创作的人而言，“需要的是知识和智慧，很多信息没有太多用处。”
2015年，李健在电子科技大学演讲视频截图。图/网络
作为一个同样远离微信的“异类”，白岩松坦言，不想在那么多的朋友圈里待着、去看别人都在怎么活着，毕竟他连自己怎么活着都没太搞明白。“我觉得时间是有限的，一天就只有24个小时，朋友圈里有价值的东西没有那么多。”他甚至形容手机“正在成为手铐”。“我和手机不是很亲。”他说道。
他们明明可以过上更为数字化的生活，却毫不犹豫地留在了原地，将更多的时间用于阅读、创作、健身、听音乐……
一边是不会且不想学习，一边是可以会但不需要，一个方向，两种心态，都是个人选择。
能不能留下一扇窗
然而，可选择的空间正在变得越来越小。
国庆长假前，赵莉和老伴前往位于郊区的植物园赏花，却连门都没能迈进去。“要求先扫码后买票，给他们看了健康码，他们说我们这个是市里的，已经失效了，现在统一用省里的。”
“市里的”和“省里的”有区别吗？赵莉不懂，但在研究半天更新未果、出示身份证也无济于事后，她意识到，自己和老伴可能白跑了一趟。“没有健康码就不让你逛，没办法。”
事实上，即使拥有健康码也可能被旅游景区“拒之门外”。
为了落实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完善门票预约管理制度的通知，在完善疫情防控机制前提下保障游客的出行安全，国庆长假期间，全国多地A级旅游景区按照“限量、预约、错峰”要求，全面实行门票预约，除了老年人等特殊群体外，严格控制现场售票和现场取票的数量。
作为“特殊群体”，64岁的齐和来到故宫门口才知道必须预约，且前后几天的门票在9月底就已售罄。于是，他以人山人海为背景自拍了两张照片。“来都来了，留个纪念。”
故宫每天3万张的门票早已在9月底就已售罄。图/央视网快看
故宫的数字化程度有目共睹。2017年国庆长假期间，故宫首度试水线上售票，当年10月10日，线下售票窗口全部拆除。三年来，故宫的售票系统逐步升级，但直到今天，依然有游客聚集在曾经的线下售票窗口，希望可以现场购票。
不只是旅游景区，部分过去只收现金的车管所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各业务的缴费方式只剩下手机支付一种，不再收纳现金。武汉大学城市安全与社会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尚重生就曾遇到过扫码预约、抵达现场后还要扫码缴费的情况。“我问他们，没有手机的人或不会扫码的人怎么办，他们说‘现在谁没有手机呢？’”
餐饮门店亦然。当下，即使是一家不到十平方米的面馆，桌面也明晃晃地贴着“扫码点单”。吴敏回忆，某一次去吃烤鸭，隔壁桌是一位头发花白的爷爷，带着一个年纪很小的男孩。“爷爷点了一个小猪形状的豆沙包给男孩，自己吃了一碗米饭，很普通的两个人，但爷爷不会扫码点餐、和服务员学习了很久才成功下单的情景，我到现在也忘不了。”
餐饮门店内的“扫码点单”标识。图/新浪科技
吴敏说，这让她想起了去世多年的外公。“他为了哄我开心、带我吃好吃的，或许也会这么努力地去学习扫码点餐吧。”讲到这里，吴敏停顿了一下，“就是过程看起来太心酸了，不管怎样，还是希望可以给他们这些老年人留一扇窗。”
尚重生认为，当前的数字化推进“有点过分了”，他称之为“信息化技术反人类”。“疫情防控需要无可厚非，但现在什么都要求扫码、预约，线下窗口全部取消，一律搬到线上，流程又很复杂，即使是经常操作的人，也不见得能够全部搞定，很多不会使用的中老年人就被排除在外了。”他指出，“所有人都有智能手机并且会用”是一个非常大的误解。“这是不对的，还有一些不太认识字的人，以及残障人士，线上的相关设计应该考虑到线下这部分群体的实际状况。”
一位旅客正在向机场工作人员请教如何扫码登记。图/新浪科技
微小但切实的改变
毕竟，智能手机与大多数App的通用设计，已经脱离了部分中老年人长久以来的认知体系。
古芊的外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长按一段微信对话，会弹出一行功能键。“只能让他死记硬背，先点哪个，再点哪个，最后点哪个。”
相比与数字化共同成长、被称为“数字原住民”的年轻一代，中老年人被迫住进了“数字移民”的角色。尚重生强调，他们的生活、记忆，包括掌握的技能，都是过往时代的一种呈现和象征，没有谁可能超越时代加诸于他们身上的局限性。“诚然，通过学习可以弥合与时代之间的鸿沟，但总有人难以适应某一个崭新的时代。”
生产工具的演变史也是与“经验”相关的淘汰史，立于时代潮头者有之，被淹没者同样不计其数。浪潮之中，科技企业放下一叶扁舟，带来了一些看似微小却切实的改变。
华为、小米等手机厂商均推出了适用于中老年人的简易模式、极简桌面，可以自行放大图标和字体、绑定桌面图标、语音播报和一键拨号，支持关闭下拉通知栏、进行远程桌面连接等。
华为手机中的简易模式。图/新浪科技
爱奇艺旗下智能电视应用奇异果TV去年推出了“AI长辈模式”，除了专属页面、无交互自动播放等设计，还增添了远程子女代登录、亲情付功能。
奇异果TV的“AI长辈模式”。图/网络
针对中老年人群体，支付宝在去年6月上线了“关怀版”小程序，集合扫码、付款、缴纳水电费、挂号问诊等常用功能，并将字体放大。该小程序被添加后，将出现在支付宝首页中心位置，可一键直达。支付宝发布的《2020老年人数字生活报告》显示，过去半年，“关怀版”小程序访问量同比增长6.6倍。
语音搜索也成为了App的“标配”，京东、高德地图、美团、百度、夸克等平台型应用均在键盘上方附加了语音输入按钮。
尽管科技企业都在努力尝试，以满足中老年人对智能手机等数码产品的使用需求，但预装软件、“订阅”短信、权限获取与多项冗余功能的存在，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用户体验。
池枝为新浪科技讲述了她在机场的见闻：登机前，机场工作人员要求旅客扫码，进行民航申报信息登记，两个看起来50多岁的男子不知道如何打开手机定位，不得不四处借笔，手写填表。面对男子的求助，工作人员看了看他们的手机说：“每个人的手机不一样，你们这个型号我也不了解。”
“企业是要承担一部分社会责任的。”尚重生强调。他举例称，在提倡线上化的同时，企业应当尽可能地开辟线下窗口，让“落伍”的中老年人享受到公共产品服务，线上与线下结合，才真正做到了人性化。“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很残酷，就是经常在客观上欺负了弱势群体。”
“不会”也是一种权利
《“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下文简称《规划》）指出，预计到2020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增加到2.55亿人左右，占总人口比重接近17.8%。
《规划》提到，相关行业、企业要围绕通信服务、电子商务、旅游休闲等重点领域，推进老年人适用产品、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基础设施建设与老龄化社会并行，在商业化的同时兼顾中老年人群体、降低其使用门槛，不只是科技企业所面对的艰深课题，更是全社会共同探索的方向。
写满健康码申领操作步骤的机场告示牌。图/新浪科技
尚重生相信，如果既有学习的欲望，也有学习的条件和环境，大部分中老年人还是愿意拥抱新鲜事物的，包括子女在内的家庭成员等同于最好的老师。但他也补充，从未见过智能手机、电脑等信息化技术产品的人，为了谋生每日奔波、无暇顾及其他的人……都是存在的。他们即使产生了学习的想法，如果没有学习的时间和途径，客观上也无法实现。于是造就了这样的现实——他们与我们同时走进了数字化时代，却始终没有融入这个时代。“他们别无选择，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悲剧。”
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一针见血：“每一种技术或科学的馈赠都有其黑暗面，数字化生存也不例外。当我们日益向数字化世界迈进时，会有一群人的权利被剥夺，或者说，他们感到自己的权利被剥夺了。”
基于这样的背景，尚重生认为，在子女、科技企业之外，政府有义务保障中老年人群体的权利，以制度为后盾，强制性保留线下窗口，并在人员补充、机构设置和经费划拨等方面做出安排。“要给他们生存在这个时代的机会。”
在他看来，不会使用智能手机、不会下载App、不会预约甚至不会扫码，本身也是一种权利。“所谓‘落伍’的中老年人，其实完全可以有‘不会’的权利。”
不可否认的是，就像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预测的那样，随着技术的发展，每一个时代都将出现“落伍者”，这是一种必然。但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也没有资格教育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的所有人，整齐划一地告别一个时代，去往另一个时代，无论我们是否终将成为他们，即使我们永远不会成为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