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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需高度重视国际金融风险的冲击

2020-04-01

对于原本就在脆弱轨道上运行的世界经济,在过去两个月以来,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脆弱性无疑进一步加重了。尽管目前判断全球出现金融危机还为时尚早,但是正在欧美快速蔓延的疫情,如果得不到有效防控,仍有可能成为发端于欧美的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对于正在努力有序恢复经济正常运行的中国来说,应该予以高度重视。


对于实体经济占比已经很低,而虚拟化金融业占比过高的美国经济来说,疫情蔓延所引起的恐慌,将加据美国金融市场的动荡,在短短两周内出现四次熔断就是明证。如果这种动荡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转变,美国将可能再一次出现金融危机乃至波及全球。目前,美国仍然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世界仍然处于美元体系之中,美国金融经济动荡与危机对全球冲击仍然非常大。可以预期的是,如果再次爆发全球性金融危机,其程度和危害性很可能超过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置身于这样一个动荡的全球经济环境下,中国必然也会受到影响。因此,当前在兼顾疫情防控与有序恢复经济正常运行的同时,国内还需要高度重视可能出现的欧美金融危机及其冲击。


第一,应针对欧美可能爆发的金融危机及其冲击确定应对预案,对于可能的国际金融风险与危机,宁可高估其发生概率而积极考虑应对准备预案,也不可掉以轻心放松警惕。


第二,适时适度加快对中国经济内外格局的调整步伐。应秉持内向发展与外向发展并重的原则,进一步缩减对于欧美尤其是美国低端市场的依赖,积极扩大内部市场的广度与纵深度。2008年,由于受到美国次贷危机影响,国内某些地方出现相当一部分农民工返乡的现象,这些农民工都集中来自那些出口低端商品的企业。为了避免这一情形再次出现,应对重点服务于内需和内部市场的经济部门加强相应的经济政策支持力度。


第三,国务院相关部门在当前“稳外贸”与“恢复外贸”的进程中,除了注重积极引导企业拓展美国之外的市场,也应对那些主要为海外低端市场提供商品的企业,出台相应政策,帮助这些企业逐步降低对美出口的依赖程度,并进行转型。


第四,“积极的财政政策”应更加积极。就年内情况看,无论出于哪方面考虑,财政政策都处于一个极其特殊时期。针对政策选择原则与具体措施,更应具有前瞻性,从长计议,算大账。总体上,不应拘泥于财政赤字率3%的限制,为大幅增加年内财政支出扩大空间。无论是中央财政还是各级地方财政尤其是省级财政,应较大幅度增加债券发行规模,支持财政支出。在财政支出结构上,在满足必须确保的一般性财政支出基础上,首先应加大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方面的支出。其次,应较大幅度加大那些具有较强带动效应的基础设施的投资支持力度,改变基础设施投资增幅连续多年持续下滑的局面,增强经济应对疫情和国际金融风险冲击的能力,带动经济尽快恢复增长。


第五,加强外汇管理,从严把控外汇支出,严密监控资本账户内的变动情形,严防境内资本在美国资产市场下跌过程中因经不起诱惑或判断失误,而承接海外金融资本高位抛售的资产。


第六,调整有关“债务规模”与“杠杆率”的认识。对中国经济而言,只要不是外债,中国国内债务率(国内债务额占GDP的比率)与中国储蓄率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较高国内债务率恰恰是较高国内储蓄率的另一面,拥有全球较高储蓄率的中国,较高的国内债务率是正常的。


第七,调整针对国有企业的绩效考评机制,充分发挥国有企业针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以及在反经济周期方面的主导性先锋队作用。国有企业必须具有反经济周期的作用,在抵制外部冲击、抑制经济动荡、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时,国有企业尤其是重点国有企业必须走在前列。


第八,务必保持高度警觉,牢牢把握金融开放的主动权与金融政策、金融体系、金融市场的自主权。无论是在应对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还是在应对2008年源于美国更大规模的国际性金融危机的冲击,牢牢把控金融体系自主权,无不是取得抑制冲击成功的重要经验。对此,应给予高度重视。对那些符合我国利益的自主对外开放的金融事项,应事前广泛征求业内与公众意见,确定制度化批准程序,涉及立法或法律修订的,须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第九,应充分发挥亚投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作用。亚投行与金砖银行,都是我国联合主要新兴与发展中国家发起并主导的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特别是亚投行,更是我国倡议、主导筹建与运营的拥有广泛凝聚力的多边发展机构。以前没有这样的平台与抓手,现在有了,就必须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尤其是国际金融风险冲击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当前而言,一方面,应通过亚投行与金砖银行大幅度加大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力度,帮助这些国家增强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冲击的能力,借此确保不断推进中国同这些国家包括经贸在内的广泛合作,缓解来自欧美等西方国家的金融风险冲击。另一方面,加大亚投行与金砖银行发行人民币债券的规模,增加对人民币的使用量,并联合广大新兴与发展中国家切实推进包括货币清算系统、信用评级等方面的务实合作,增强中国引领广大新兴与发展中国家在货币金融合作方面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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